宋彬彬旁众

在文革时期，彭小蒙与“宋要武”齐名，同为知名的中学红卫兵。然而，她的知名度并非源于偶然佩戴袖章的机会，而是凭借在激战中的奋勇拼搏而赢得的。

彭小蒙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当年的老师回忆，1966年7月26日，她在中央文革冒雨接见学校1万名师生的时候，率先抡起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雨水和血水混流，震惊了在场的所有师生，包括到场的中央领导人，却得到江青的赞赏和热烈拥抱，从此开创了红卫兵暴力殴打的风气。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清华红卫兵组织的信中表扬了彭小蒙在殴打张承先的会上的讲演，以及她领导的“红旗战斗小组”。江青更称彭小蒙和她的战友们是“小太阳”。

此后彭小蒙在打人斗人中一直亲自上手，表现抢眼。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记载，北大附中初中一年级女学生万红，因为父亲是右派遭到男红卫兵殴打，奔进女厕所试图躲避。当时彭小蒙也在女厕所中。万红哀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但彭小蒙把她从女厕所里拉了出来。万红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挨斗，被铜头皮带抽打，又有同学把凳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重重地摔倒在水泥地上，鼻青脸肿。

王友琴在记载中提及，彭小蒙曾前往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多所学校开展“串联”活动，进行鼓动。

8月18日的那次天安门城楼接见中，彭小蒙风光无限。她是唯一代表北京红卫兵发言的人，面向全国直播。相比之下，宋彬彬的给毛戴袖章有一定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宋彬彬得以登上天安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彭小蒙。

孔丹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引述彭小蒙的回忆称，当时红卫兵上天安门由中宣部副部长雍文涛安排，雍文涛让彭小蒙推荐人选，彭小蒙推荐了师大女附中、四中、北大和清华附中等学校，每校20人。根据这份回忆，当时楼下的几十万红卫兵，谁上天安门的决定权在彭小蒙手里。如果彭小蒙没有推荐女附中，宋彬彬就得不到上城楼的机会，更不用说给毛戴红卫兵袖章了。当时同样在城楼下的八中陈小鲁等人，就没有机会上楼。

彭小蒙的筛选标准主要倾向于那些她认为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学校。然而，这一标准并不固定，例如，四中的红卫兵负责人秦晓和孔丹，他们便是不倾向于随意打人的“政策派”。至于师大女附中那些激烈反对工作组的“主义兵”，她们同样未能获得登临上城楼的机会。这一现象亦反映出，在老红卫兵群体中，尚无明确的“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明确界限。

宋彬彬为毛戴上了袖章，自此，她和彭小蒙便成为了当天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位红卫兵。然而，“宋要武”这一概念逐渐凸显，其象征意义渐渐超越了彭小蒙。

王友琴所著记录中提及，文革结束后，彭小蒙在报章上撰文揭露，她及其家人在文革期间遭受了迫害之苦，然而文中并未提及她本人当年所展现出的残忍与狂暴。

彭小蒙的父亲担任全国红十字会的领导职务，乃官宦世家出身。然而，他的身份地位显然不及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那般显赫，后者不仅是上将，还身兼政治局委员的重任。正是这一差异，使得彭小蒙并不适合成为红卫兵的象征。尽管她为宋彬彬登上城楼提供了契机。

另一位关键人物，刘进，同样在助力宋彬彬踏上天安门城楼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进，作为宋彬彬的同班同学，就读于高三（3）班。在那历史性的1966年6月2日，当广播里播放着聂元梓的大字报内容时，她挺身而出，领衔撰写了女附中第一份倡导文革的大字报，并成功邀请宋彬彬和其他几位同学共同署名。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刘进被任命为师生代表会的主席，而宋彬彬与另外三位同学则担任副主席。

工作组撤走之后，紧跟着发生了卞仲耘之死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刘进和宋彬彬一样，没有能够有力制止低年级学生的殴打行为。事后她们将卞仲耘送到医院，和在场的李松文老师一起，在字条上留下了名字。这张字条上，刘进排在倒数第二个，宋彬彬排在最后一个。当天晚上，刘进和宋彬彬一起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情况，吴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刘进在学校广播中讲述了汇报经过和吴德的那句话。刘进说：“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此后，刘进与宋彬彬等同仁携手组建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筹备委员会”，刘进出任主任一职，宋彬彬则担任副主任。该委员会汇聚了靠近工作组与持反对意见的两派学生，继续引领学校的“文革”运动。随后，宋彬彬因献上领袖袖章之举引发校内争议，刘进与宋彬彬一同从筹备委员会中退出。回顾整个过程，刘进与宋彬彬始终并肩作战，同进同退，而刘进在其中的地位始终居于核心。

在“8·18”这一历史性的日子里，毛泽东同志接见了红卫兵，刘进有幸担任了此次活动的领队。当接到指令，红卫兵们即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之际，从河南远道而来的刘进，这位一贯低调的年轻人对宋彬彬说：“你曾担任过学生会文体部长，人脉广泛，就由你挑选各班中的40位同学，带领他们一同前往。”因此，宋彬彬肩负重任，带领队伍登上了天安门，而刘进则留在了城楼下。

回顾过去，刘进的这一抉择，实际上导致了两人文革期间角色定位的显著差异。宋彬彬由此踏上了宋要武的道路，而刘进依旧保持本色，仍旧是那个普通的高干子女和坚定的红卫兵。

宋彬彬踏上城楼，然而她得以向毛泽东赠送袖章，实乃她父亲的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据宋彬彬本人所述，背后一位来自空军大院的青年男子曾激励她向毛主席献上袖章。与此同时，站在一旁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与宋任穷共事，对宋彬彬亦有所了解，因此他同意了宋彬彬的请求，准许她献上袖章。

宋彬彬亲述，毛泽东未曾提及她的父亲，对她亦无认识，仅询问了她的姓名。“要武嘛”这三个字，不过是一时之言。然而，这三个字的分量却非同寻常，宛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引发了红八月的“武斗”狂潮。自此，原本文弱的宋彬彬也成为了“宋要武”。

宋彬彬，凭借其高干子女的身份，得以向领袖呈献袖章。然而，她坚守工作组立场的行为，却在校园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那些反对工作组的“主义兵”纷纷指责她无权献上这份敬意，并认为此举可能对运动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回顾过往，这些“主义兵”似乎精准地洞察了领袖的意图。在佩戴上宋彬彬所赠的袖章之际，毛泽东心中已然盘算着对她的父辈——那些“走资派”们发起攻击。这或许正是他不愿询问宋彬彬父亲姓名，反而亲自为她更名的原因所在。

当天，城楼之上汇聚了四百余名学子。若非刘进选择让宋彬彬登临城楼，而自己则选择留步，这一幕或许便无法上演。

2007年，更名为实验中学的师大女附中开展了杰出校友的评选活动。起初，宋彬彬参与评选的决定是由她本人自行做出的。然而，随着对宋彬彬的争议逐渐升温，学校方面便征求了刘进教授的意见。刘进教授认为，如果取消宋彬彬的资格，可能会对她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宋彬彬并不属于文革后期被审查的“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思想中带有严重帮派意识的人，以及参与打砸抢行为的人。鉴于她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行星科学系首位大陆女博士的杰出成就，刘进教授建议保留她的知名校友资格。

校友们的声音触动宋彬彬的心弦，数日之后，她毅然决然地决定投身于竞选之中。然而，竞选的结果出乎她的意料，宋彬彬再度成为了舆论的风暴眼。

近年来，刘进一直在和校友们推动还原8·5事件历史。2013年1月4日，在北京大学原禹贡学社召开的“8·5事件真相”研讨会上，刘进说自己一直想还原她和宋彬彬在卞仲耘和天安门献袖章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分担宋彬彬肩上的责任。无奈，这不取决于她。

宋彬彬在为毛泽东系上袖章之后，午后返回学校，随即接受了一位来自《光明日报》的年轻男记者的采访。他得知了领袖对宋彬彬所表达的两句重要话语，并应领袖之请，将这两句话记录了下来。

两天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这篇文章以宋彬彬自述的口吻，将她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紧随其后转载，“宋要武”的大名传遍天下。

宋彬彬表示，这实在超出了她的预期。她从未有意将名字改为“要武”。然而，外界却对此名号深信不疑，宋彬彬开始收到堆积如山的信件，信封上皆署名为“宋要武收”。鉴于宋彬彬与宋要武这两个名字均不适宜继续使用，她最终更名为宋岩，这一名字一直沿用至文革结束。

宋彬彬是否更名为宋要武，这一问题甚至让她的亲朋好友都感到困惑。陈小鲁，作为宋彬彬丈夫的昔日同窗，直至本世纪初才从宋彬彬本人那里得知，她并未更改名字。

宋彬彬在化身为“宋要武”之后，并未投身于抄家破四旧的风潮之中。然而，她的武汉之行却无疑进一步提升了“宋要武”这一角色的声望。宋彬彬回忆道，当时王任重动员她与刘进一同前往武汉以保卫湖北省委。这一举措或许隐含着借助“宋要武”的影响力之意。尽管刘进并未成行，宋彬彬却与四位同学一道前往，她坦诚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王任重曾是宋任穷的老部下。

于武汉之地，宋彬彬署名发表了一篇关于保湖北省委的文章。她所述，原署名应为宋彬彬，却遭省委人士更改为宋要武，并在文中加入了诸多侮辱性言辞。宋彬彬对此颇感意外。此文的影响力甚大，甚至导致她的母校被误传更名为“要武学校”。此后，保湖北省委之行亦成为江青诬陷宋任穷的又一罪状。

那位充当首恶的《光明日报》记者，在稿件中并未留下姓名。据宋彬彬所述，文革结束后，她曾试图联系《光明日报》的社长穆欣，以寻找那位记者的踪迹，但遗憾的是，她并未能找到。

若宋彬彬所言不虚，那位“年轻的男记者”巧妙地将领袖的话语演绎为“宋要武”这一充满魔力的称谓，旨在贴合当时的政治潮流。然而，岁月流转，他自然不愿挺身而出，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生怕背上“三种人”的嫌疑。

这位颇具创造力的记者，为宋彬彬攀登“宋要武”之梯铺就了最后一阶。其独特的报道风格，不禁让人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史上的诸多“经典名篇”。

于1月4日的研讨会上，《记忆》杂志的主编吴迪透露了一名涉嫌参与8·5事件殴打卞仲耘的具体个人姓名——刘兰兰（读音为“兰兰”，或“楠楠”）。这位人物成为了近年来唯一被明确指认的“凶手”。

吴迪透露，该女生在初中就读于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随后升入师大女子附属中学，出身于军人家庭。校友们回忆起那天对卞仲耘的暴行时，指出那些“居于三军总部大院”的女学生尤为残忍，她们因学业不佳，借此机会彰显实力。刘兰兰便是其中行凶最为狠辣的一位。吴迪指出，刘兰兰后来应征入伍，在文革后的“三种人”清查运动中，她因被定性为“双开”，并被羁押待审。然而，恰逢孔丹向中央领导上书为“老红卫兵”辩护，这股风潮得以平息，她得以幸免。

关于“谁是真凶”的谜团，其中亦涉及多位领袖的后代。然而，事后调查明确指出，她们在8·5事件当天并未参与卞仲耘女士的不幸身亡。

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在卞仲耘女士不幸离世的事件中，师大女附中的众多校友纷纷著书立说，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深入调查，其中包括王友琴所著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以及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人所进行的调研。然而，在这些著作和调研结果中，竟无一人提及当天参与对卞仲耘女士实施暴力行为者的姓名。

在叶维丽等人的叙述中，关于出手最为狠辣者的描绘，常常以“一个瘦高的身影，一张丰满的面庞，文革前颇负盛名”这样的字眼来概括。据传，谁是真正的打手这一事实，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然而，无论是调查的结论还是研讨会上的讨论，校友们依旧对提及真名保持沉默，他们的理由是“追究真相究竟有何意义”。另一个原因则是，参与殴打的人数众多，难以确定谁是始作俑者。冯敬兰近期发布的关于8·5事件的综述中，也只是用“刘某某”来指代。至于吴迪提及的刘兰兰（音），则成为了唯一一个若隐若现的名字。

问题在于，若持续缄默于揭示施暴者的身份，宋彬彬便始终难以摆脱对“卞仲耘之悲剧”的沉重心理负担。

前面提到的孔丹，因为近来和秦晓的“红二代骂仗”而知名。他在文革中和宋彬彬同属于老红卫兵，同为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8·18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没有直接联系。

1966年8月31日，孔丹再次登上天安门，或许是模仿宋彬彬，他当时给江青和林彪戴上了“西纠”红卫兵袖章之后，也想给毛泽东去戴，被周恩来阻止了。

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次上书行动中，孔丹的行动不仅深刻影响了整个老红卫兵群体的命运，同时也为宋彬彬在当今社会的争议埋下了伏笔。1984年，作为“老红卫兵”的一员，他们被卷入了文革后启动的“三种人”清查运动。孔丹凭借其红二代身份，向陈云上书，信中陈述“老红卫兵”在文革期间坚定地捍卫了以刘邓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坚决抵制中央文革的篡党夺权行为。尽管在抄家破四旧过程中有过过失，但其功绩远大于过错，与那些以打倒各级老干部为目标的造反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论点精准击中关键，赢得了陈云等领导人的认可与批示，老红卫兵因此得以解脱，并被纳入接班人梯队。

在为老红卫兵寻求解脱的过程中，似乎忽略了他们在“红八月”期间所主导的暴力行径。正如前文所述，在8·5事件中，参与殴打卞仲耘的刘兰兰（音）本应受到审判，却得以逍遥法外。这一遗留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导致众多老红卫兵在获得个人前途的同时，卞仲耘等人的悲剧却引发了深层次的心理创伤。历史与心灵的债务因而持续累积，最终落在了“宋要武”这样的符号人物身上。因此，宋彬彬不得不选择隐居海外，即便在2003年回国，她也对此事三缄其口，始终无法摆脱“宋要武”的阴影。

直至今日，终于由她与陈小鲁等“老红卫兵”站出来道歉并承担责任。纵然称之为“亡羊补牢”，但积弊已深，难以彻底挽回。

至于宋彬彬所遭遇的境遇，孔丹的上书之举，究竟是功绩还是罪过，就如同他与秦晓之间的“饭局争执”，其中的对错唯有当事人内心自省。

参考资料：

《铭记与沉思：“八五事件”之忆》，由师大女附中刘进等校友共同编纂，出版于2014年一月。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革命冲突：探讨与反思——王友琴撰文，收录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8月》

《返璞归真，尽显本真——孔丹口述自传》，由米鹤都编纂，出版于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版。